《一鳞半爪：我的中学时代》郑传寅|阳新一中建校110周年“喜迎华诞，共忆芳华，分享感悟，启迪后来”征文选登（十八）

一鳞半爪：我的中学时代

郑传寅

离开家乡赴省城求学已逾55年，遵母校师长之命，为母校110周年庆，提笔写“我的中学时代”，努力发掘沉埋在岁月里的那一鳞半爪。

1959年9月我从荻田“完小”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的小学叫“完全小学”）考入阳新一中，在儒学垴学习三年后考入阳新高中（阳新一中高中部），在桃花庵（现改称桃花泉）学习三年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，在珞珈山学习五年后留校任教至今。可以说，在阳新县城度过的六年中学时光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没有我父母的倾力支持，就不会有我的中学时代。那个年代，贫苦农家能让子女一直读书的并不多见，我同村、邻村的小伙伴大多不满十岁就成了父母干农活的帮手，同村、邻村的小伙伴中，也只有我小学毕业后又进县城继续读书。

我的父母都是农民，没有进过学堂门，但他们却无比敬重知识和读书人。例如，发现地上有字纸，他们会捡起来，塞进墙缝里（家里是土坯房，墙缝多且大），不允许家人用脚踩踏字纸。父亲说，这是祖辈一直遵循的“敬惜字纸”的古老传统。又如，村里有个懂医道的长者，他们一直尊称其为“先生”。双亲一再叮嘱我敬重师长，不可忤逆。我有兄弟姊妹五人，全靠在土里刨食的父母生活的担子有多重可想而知。然而，他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、受苦受累，也要让子女上学读书，除非子女实在读不进才让其回家务农。父母的大爱如同寒冬里的暖阳，让我刻骨铭心。

我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大学任教，很想立刻回报为我尽其所有的双亲，怎奈收入低微，幼子嗷嗷待哺，虽节衣缩食以奉高堂，但远未遂我心愿。待收入有所增加，不再为养家糊口犯愁时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恩重如山的双亲先后离我而去，每念及此，痛悔不已，老泪纵横。

我的中学时光正值中苏关系恶化，自然灾害频仍，浮夸风仍烈的困难时期，粮食短缺的问题十分严重。我虽然在县城读书，但仍是农村户口，没有国家的供应粮，只能从家里背干粮到学校“搭伙”——读初中的时候，用一个瓦钵子搭学校的大蒸笼蒸自己从家里背来的干薯丝等充饥。大米是稀罕物，每餐只能放一点点掺在干薯丝里，菜也是放在学校的大蒸笼里蒸，主要是干萝卜丝、南瓜干、干盐菜等。食用油是特别珍贵稀罕的，菜里通常只放一点盐。高中阶段改为由学校食堂统一供餐，但经常是稀稀的高粱糊配青菜叶，早餐的菜几乎总是豆腐乳，油水照样很少的。

饥饿，是中学时代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。也许是因为我正在长身体，消化机能特别强，反正在我的印象中，即使是回到家里，饱餐一顿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的。假日回家取粮，全靠步行，学校离我家约15公里，走去走回，并不觉得苦和累。那个年代，坐汽车是罕见的奢侈，比我离家更远的同学也都是步行回家背干粮的，走这么点路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

中学六年一直是住校，起初学校没有床铺，一间大房子的地上铺了厚厚的稻草，学生一律自带铺盖打地铺，大多数学生是一人出垫的，一人出盖的，“打伙”睡，我曾与汪太泉同学“打伙”，他出盖的，我出垫的，脱下来的衣服就是“枕头”。不久，条件改善，学校提供上下铺的木板床，大多数学生仍然是将两张架子床拼在一起“打伙”睡，因为给外出求学的孩子置办一铺一盖是当时许多家庭无法做到的。跟教室差不多大的大寝室里睡了几十个学生。被臭虫咬是免不了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要在铺板上撒66粉毒杀臭虫。然而，熄灯的哨声一响，同学们很快就进入梦乡，睡得很是香甜。天蒙蒙亮就听到催起床的哨子声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跑到离寝室不远的操场出操。读高中的时候，傅斯均老师经常在操场的高台子上领操，散操前许宏蕴主任经常就学风、纪律讲话，傅老师的帅气，许主任的认真、幽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尽管在今天看来，我的中学时代相当艰苦，但我和同学们一样，并不觉得怎么苦。究其原因，一是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，学校里的生活未必比农村苦；二是同学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贫富差别，即使是城关的同学，家境也好不到哪里去，绝大部分同学穿的是土布衣裤，慈母亲手缝制的“千层底”布鞋是同学们的“标配”。我的同桌陈新江来自富池农村，但他哥哥陈新和是县医院的医生，不时给他点零花钱，新江便偶尔到胜利街买个锅盔，有时掰一小块给我解馋，在我眼里，他就是班级中少有的“富豪”了，至今忘不了他对我的好；三是中学阶段几乎是全免费的，没有高额的学费，甚至不用交住宿费和伙食费，更不需要买教辅资料，因此，没听说哪个同学因为交不起钱而辍学。建国不久、并不富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可谓竭尽所能，值得我们终身铭记；四是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为人师表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为学生成材呕心沥血，在学生心目中，他们是神一样的存在，师生关系、同学关系非常融洽，没听说同学之间闹别扭，更没听说学生顶撞老师的。至今还记得胡显桐校长经常站在教室门口“抓”迟到的“淘气”，被“抓”到了，要罚站并挨“训”的。姚舜英老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去让我抄写作业中写错了的俄语单词，纠正我的发音。柯伦老师亲自帮我填写高考志愿……学校里的氛围整体上是既严肃又活泼，令人舒畅愉悦的。因此，既不会有人抑郁，更不会有人跳楼；五是当时的阳新一中、阳新高中是全县的最高学府，能在这里读书是人生中的大幸，同学们大多很珍惜，很自豪，奋发向上的豪情壮志总是写在每张稚嫩的脸上；六是当时的校园环境分外“干净”，同学们得以专心学习。对学生而言，当时唯一的“电器”就是挂在教室天花板上的电灯泡和日光灯（高中阶段才有），别说手机，收音机和手电筒只有老师才有的。初中、高中严禁谈恋爱，而且，初中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恋爱为何物，到了高中，慢慢知道一点，但班上30来人，总共就两个女生，而且她们都是城关的，乡下来的我辈自知高攀不上，即使有这个“贼心”，也不可能有这个“贼胆”，何况学校还查得紧，一旦“暴露”就是见不得人的丑事。这种闭塞的环境对于学生心智的成长自然有妨，但对于学生成才其实也有好处——学生的内心大多很“静”，得以一心向学，同学们只比学习，不比吃穿，更不比有没有女朋友。沉潜于学业之中虽苦尤乐，爆炸式的与学业关系不大的信息——尤其是有害信息会严重误导心智不太成熟的中学生。阳新高中65届考取大学的升学率破纪录、创新高与这种“干净”的学习环境是颇有关系的。

作为中学生的我，其实并不出色，记得初中二年级时，数学成绩不及格，惴惴然补考后才获准升入初三继续学习。进入高中后，成绩也一般，比较突出的是俄语，曾经担任过俄语课代表，这是我中学时代担任过的唯一“官职”，回想起来真的是愧对恩师教诲。

当时的农家子弟居家务农是“首选”，除此之外就是学做木工、篾匠、泥瓦匠等，农村的手艺人大多还是要靠种田谋生的。要想改变父辈所遵循的人生轨迹和相对狭小的活动平台，当时只有读书一条路。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，就只能像我父母一样在家里放牛、种田，人生轨迹与活动平台与他们无异。诚然，当农民并不下贱，我的父母虽然目不识丁，但他们的人品并不比我这个大学教授低，他们留给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滋养着我，激励着我，至今仍是我为人处世的基本遵循。但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最强大的力量，也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。就一个人而言，知识积累不一样，平台就不一样，见识、创造力以及对国家的贡献也不一样。打破阶层固化，谋求、搭建更高、更宽广的活动平台不仅对自己有利，对国家也是有利的。

正是在阳新城关读中学的六年使愚钝的我逐渐有了改变，最终能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读书、任教，培养英才之外，还从事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工作，并小有斩获。我的几部著作除在中国大陆、台湾出版之外，有的还被译成日文、英文在国外出版；一双儿女也考取国家重点大学，毕业后也有了很好的工作平台，在其所在的学科领域做出了些许贡献。

如果我没有考取大学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我永远怀念在老家阳新的尊敬的业师们，你们是我的再造父母，是你们给一个农家子弟搭建了“登天”的“梯子”和展示才华的宽广平台。中学阶段的业师大多已驾鹤西去，每念及此，戚戚然。作为弟子，我遥祝尚健在的许宏蕴师，姚舜英师，胡四端师，沈循道师，石占先师，石宏希师，傅斯均师等福寿绵长！

原阳新一中所在的儒学垴现为阳新实验中学的所在地，我的多位业师在那里安度晚年，为此，同窗陈新江还出资设立了“春晖奖教金”，回报众业师；桃花庵的阳新高中还在，但已不再是阳新一中的高中部，原阳新高中的业师好像都没在那里工作、生活；现在的阳新一中仍然和当年一样，众望所归，但几迁新址，当年的任课老师也都没在那里执教。然而，三所学校都认我这个严霜满头的老学生为校友，阳新实验中学、阳新一中的校庆都邀请我回校团聚，三所学校都邀请我给学弟学妹们演讲，阳新一中还命我写了“阳新一中校歌”歌词。2015年，原阳新高中65届同学回阳新高中举行“毕业离校50年”纪念活动，健在的业师许宏蕴、姚舜英、胡四端、傅斯均等与弟子们见面，场面甚是感人。近十多年，我多次应邀回母校，得见母校旧貌换新颜，办学条件大为改善，三所学校都取得了突出的业绩，为家乡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，而且各有特色，阳新一中的高考入学率一再创新高，仍是学子们心仪的名校。作为弟子，与有荣焉。遥祝母校繁荣昌盛！

郑传寅，男，1946年11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，1965年9月由阳新县第一中学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读书，1970年7月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。1989年晋升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，1991年破格晋升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;1993年7月至1999年2月先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; 1999年5月至2003年7月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系主任;2000年增列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;2001年增列为武汉大学中文系"中国古代文学"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;1995年应邀赴德国特里尔大学讲学;2005年3月至5月应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邀请赴台进行合作研究，同时应邀到台湾大学文学院、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、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、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，台湾世界新闻大学中文系、台湾艺术大学表演学院等单位讲学;2010年11月应邀到台湾戏曲学院讲学。现任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